“米兔”运动在中国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正在开启一个深刻的私人关系、文化和社会变革契机。22岁的张穹玟说，她在中国南方一所大学被一名院长性侵。她在网上写出了自己的遭遇。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同寻常的历史性时刻。

“米兔”运动——也就是英文#MeToo（“我也是”）运动的戏谑音译，在中国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正在开启一个深刻的私人关系、文化和社会变革契机。虽然这个契机很可能瞬息即逝，但是“米兔”已经造就了一个相对进步的性别议题对话场域，将对父权体系的批判意识引入大众和意见领袖的讨论，将这个批判和观察延展到社会的多个群体和阶层。

在这一轮“米兔”运动之前，性侵/骚扰事件受害者及其同情者在网络进行公开控诉，其实一直存在。但引起大规模关注的通常是一些命案或者涉及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比如2009年湖北女服务员邓玉娇愤而刺杀逼迫其卖淫的官员；2015年一位江苏22岁女孩遭继父10年性侵和骚扰最终自杀，她的控诉遗书被公布在网上，引起网民广泛愤怒声讨。这种案例每年都有几起会引起大众的关注和热议。

但在既往性侵命案或者性侵未成年人案后，相关的大规模公共讨论多半以传统的道德义愤表达开始，以法院宣判文书和法制节目谈话里的总结告终；基本没有触及性别权力文化构架。针对其他的性侵案讨论则很少获得大规模关注，针对性骚扰的大规模讨论则更少。就算偶有一两个话题引发关注，得到的更多是嘲讽和误解。比如2016年上海地铁公司官方微博发布微博警告女性不要穿暴露服装招引骚扰后，两位女权运动者身着清凉装，打出“我可以骚，你不能扰”口号进行抗议。当时网络评论里仍可见到很多人表示支持上海地铁公司官博，并批评抗议者“不顾现实”，“误导他人放弃自保技能”。

因此，这一轮“米兔”运动引发的思想交锋和激荡，尤其使人惊讶。它是继2017年美国MeToo#运动之后，从2017年北航陈小武案开始，2018年4月的沈阳案令其再度发酵，在高校和媒体激发了巨大波澜。此后，网络上开始连续出现全国各地高校学生针对在校教师的性侵或性骚扰实名指控。7月底，一些知名公益人士、知名媒体人和公共意见领袖，包括公益人邓飞、媒体人章文和央视知名主持人朱军等，被指控性侵或性骚扰。8月初，一部整整95页、针对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北京龙泉寺住持学诚法师性骚扰（疑性侵）女弟子的报告，第一次把此类公开指控带入了宗教界。

龙泉寺住持学诚法师2014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他被指控向女弟子发送露骨短信，并向她们做出不受欢迎的性要求。

此次“米兔”运动有截然不同于以往性侵或性骚扰事件的公共讨论，它的几个明显新特征，是我20多年的媒体经验和更长的阅读经验里没有见过的。

首先是作为一个自发的民间运动，人们对性骚扰和性侵遭遇的倾诉，其密度和参与程度之广泛。除了实名公开指控者不断出现，还有大量的匿名倾诉者参与其中。在7月，《人物》做了一次线上调查。不到24个小时内，后台收到了超过1700个和性骚扰、性侵有关的个人倾诉；而清华大学常江副教授在微博上开展的#I’ll be your voice#发布平台，也广泛涉及了基层公务员、乡镇、学校等不同场景里的此类遭遇。

这些广泛的参与，使得很多人非常震惊。因为传统社会文化施加于性受害者（无论男女）的羞辱，而大多数受害者又是女性，她们通常选择对自己的遭遇保持沉默，这就造成了男性和女性、乃至女性和女性之间在这个经验上的巨大隔膜。不少女性在看到“米兔”运动之后，与朋友们进行交流，才发现自己一直以为“都是我倒霉”的个人经历，原来是女性的普遍遭遇。

“米兔”引发的第二个新现象，是它获得的关注和支持之广泛和新传播形式的产生。在微信小程序“微信指数”中的搜索结果显示，“性骚扰”一词在7月24日高峰期关注度是3100多万，7月26日第二个高峰期是2500多万。虽然相比之下远低于疫苗事件顶峰时期3亿多关注，但这已经是针对女性遭遇性骚扰话题罕见的关注度。

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大量网民、新一代知识分子、媒体人和其他专业人士，包括很多男性在内，对“米兔”表示出坚定和持续的支持。从社交媒体评论互动到自媒体和传统媒体评论文章，对倾诉者的同情已经是普遍现象。而在“米兔”之前的很多社交媒体讨论，要么得不到太多关注，要么很少见到压倒性同情被骚扰和性侵女性成年人的情况。

“米兔”也是第一次将中国女性平权话题带入区块链技术的运动。区块链技术在篡改文本记录上有极高的成本，所以成了对抗审查制度的有效方式。在北大学生岳昕等人要求北京大学公开沈阳案记录的公开信一再被从微博上删除后，已经有网民将公开信写入全球主要区块链平台之一以太坊。而8月初，一个叫“每一片雪花”区块链故事网站的成立，也提供了让受伤害者倾诉个人经历而无需担心被删除的平台。

二十年前自杀的高岩，在中国引发了一场有关性骚扰的讨论。

“米兔”开启的第三个先河，是它引发的讨论之深入，早已不再局限于对单个男性的指控，而推进到对整个社会的父权权力架构各个层面的审视，和对运动本身的自我审视和发展思考。正如作家梁鸿在文章《我渴望“米兔”一直走下去》里说到自己在此次大讨论里受到的思想涤荡：“我简直是胆战心惊地看着一篇又一篇文章出来。我感谢有生之年能够经历这样的时刻，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感受这场发自民间又蔓延至知识界、法律界和社会各个角落的思想运动。”

因为清华学者刘瑜针对该运动从网络发起指控而可能违反程序正义的一篇文章，“米兔”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针对性别权力问题的大辩论。在端传媒的一篇文章中，作者纪小城清晰阐述了这场辩论的原因。作者分析，中国自由派之间早已存在分裂，这些分裂在特朗普上台、欧洲难民危机、对待穆斯林态度上就已经暴露，围绕“米兔”进行的辩论，只是使这些分裂在女权维度上描述得更为清晰。在“米兔”运动中，分裂主要集中自由还是平权、公域和私域之划分、运动还是法治、共识还是共谋等基本议题的看法上。作者指出，“在经济与社会议题方面持保守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对于‘理性人’和‘个体自由’的假设，与‘米兔’运动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因遭受来自父权社会的权力结构压迫而呼吁基于群体的平权，两者之间产生了矛盾。”

也部分因为刘瑜文章引发的争论之推动，此次参与讨论的文章和网络对话里，除了讨论性骚扰/侵犯事件本身之外，出现了很多深入探讨父权权力结构对女性（也包括部分年轻男性和LGBT群体）的压迫的讨论。从不同的角度深入探讨的话题很多，这里只举一些例子：为什么大规模性骚扰/侵犯是父权权力结构的必然产物（艾晓明，《支持Me too，就是支持女权反压迫运动》；貌似受益于父权社会的“女利”主义者为什么其实依然是受害者（Kiva，《受害者自省书》）；性骚扰为什么是对女性生存和发展权的挤压和侵害（侯虹斌，《我没有被性骚扰，但我必须为不被性骚扰付出代价》）；“米兔”与20世纪极权组织引导的民众革命或者非法行动之间的区别（孙金昱，《“米兔”中的集体行动正当性、个体责任与诬告》）；“米兔”不仅是对公权力，也是对父权社会惯例、习俗、语言文化、观念、道德、文化的更新，并指向政治、法律、社会等相应建构的改造（Lion，《漩涡边缘的局内人：我在中大人类学系如何反性骚扰》）等等。

更多讨论和文章还在不断涌现。

这是中国女性和部分有现代意识的男性，第一次在没有任何政治党派组织引领的情况下，如此大规模、自觉自主地以个人身份批判和反抗父权文化和父权权力架构，进行自我赋权。

“米兔”的必然性

所有这些新现象，只是中国社会在过去20年里大规模变迁的一个折射。“米兔”必然到来，因为这些变迁酝酿了足够的条件。

一些知识和思维陈旧的中文世界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因为个人或者朋友受到“米兔”牵连，或者因为观念被挑战而感到不适，第一反应是以阴谋论来解释这些变化，认为“米兔”中有些人是受到权力机构或个人背后指使的运动，但这只是因为他们对平权运动的缺乏了解或同情，或对社会变迁的无知无觉。

在“米兔”运动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性别权力议题对话场域的形成。这个场域不同于既往传统媒体或者“原始互联网”的对话场域，没有被传统媒体或者网络媒体编辑及意见领袖主宰（比如“婆媳关系论坛”或者“百家论坛”），有高度的自发性，而没有层级尊卑体系。

这个场域的核心聚集了一个群体，他们当中很多人受过高等教育，至少具备性别权力初步意识，其中一小部分还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因此具有持续深入关注和参与性别权力议题的能力，不太容易被转移注意力。

对“女利主义“和平权运动的区别辨认逐步清晰，对诞生”女利主义“的父权权力构架逐步增强了解，也是这个场域在达成共识过程中的关键知识。虽然这个场域目前的相对封闭，很可能在未来被打破，并可能出现变数，但从这个场域来开始讨论性别权力架构，已经是一个最好的开始。

迄今为止，这个对话场域与聚焦娱乐、时政、体育等话题的对话场域体现出了很明显的区别。这些区别的原因有多重，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社会在80年代之后的财富增长和城市化，伴随着独生子女政策，加上重视孩子教育的传统，使得很多独生女儿（尤其是在城市家庭里）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教育资源和家庭关注，成长为独立、自主、有高自尊的新一代女性。这是独生子女政策这棵严酷的树上结出的意外果实。这批受过高等教育、高自尊的80后女性（和部分因此发展出现代意识的男性）是此次“米兔”运动发声的主力。她们所受的教育、经济的独立和持续学习的能力，使她们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遭遇，提出更高的诉求。

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平权运动推进者多年持续的努力，普及了“米兔”运动的一些关键思想和话语资源。比如中国妇女研究的开创者李小江的妇女研究；比如曾推进中国反家暴立法却被迫解散的反家暴网络组织；中山大学以艾晓明教授为代表的女权运动者及其组织从学术到行动上对女权意识的推进；“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和“女童组织“等民间组织；还有许多个人行动者和女权知识的网络普及者。

因为大多数女性时时要对抗身体受到的威胁，这使她们的自由行动受限（或者至少在想象程度上受限），也使她们被一再弱化和自我弱化，因而不得不放弃很多职业机会。关于性骚扰为什么是对女性生存和发展权的挤压和侵害，侯虹斌在《我没有被性骚扰，但我必须为不被性骚扰付出代价》一文中有相对详细的个案描述：当女性因为反感普遍存在的骚扰文化而退出某些场合，她自然也就失去了很多发展机会，甚至可能失去生存机会。

情况在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资源有限的底层女性那里或许更为艰难。2013年，“向阳花女工中心“组织对中国女工遭遇性骚扰的一项调查显示，70%的女工遭遇过性骚扰，15%因性骚扰而”自动离职“。她们没有一个曾向官方组织或者工厂经理求助，认为这样没用。

广州的一家家具厂里，一名女工在组装桑拿房的木板组件。

可以想象，虽然“米兔”运动引发的大规模倾诉，在现阶段会面临“倾听疲劳”的危险，但这些故事的大规模讲述，首先消除了受害者的羞耻感，部分缓解了她们所受的持久的二次伤害。其次，大规模的讲述奠定了一种原先没有的共识，即父权压迫普遍存在，以及父权之下，女性身体安全普遍缺失的现实，这种讲述对打破经验隔膜、形成行动共识，非常必要。在平权思想和话语的支持下，一代新女性对于身体自主、平等和自尊的真实诉求，是不会轻易消散的。

“米兔”的诉求是什么

那么，新一代女性的诉求是什么？

这个问题正是中国“米兔”面临的最大误解。很多不理解的人会认为，“米兔”是一个许多个体的寻仇运动，是保守女性的守贞运动，或者仅仅是一个反性侵和骚扰的运动。

对“米兔”的误解，主要原因在于“米兔”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运动：它跨越了所有经济阶层和群体，而直接从最私密的个人经验开始，切入了家庭、职场、公共空间的每一个角落，揭开父权社会的隐秘压迫。

“米兔”运动之特殊，正在于它并没有某个具体的敌人或者敌对人群。它始于身体安全的诉求，而最终主张则是文化和性别权力重构。作为一个全新的运动，它只有一个抽象的敌人，就是父权权力架构。这要求运动者推动男性去共建这个新的性别权力构架，而不是要把男性摧毁掉。

父权权力架构是一个久远的架构，它渗透于文学、艺术、社会及家庭行为准则、道德、组织规范、法律、政治等各个领域。它也不分国界，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玛丽·彼尔德(Mary Beard)在近日接受中国学者赵静一采访时，谈及自己的新作《女性与权力》，回顾了古希腊和古罗马女性的低下地位，以及男性写作中巨大的一个文化焦点，即对女性的压迫。在中国，自“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母系社会终结之后，礼法的逐步树立，也伴随着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的体系化。

在这个体系之中，女性被物化，被缩减为生育机器和男性及家族的服务者，任何此外的潜能发挥和自由主张，都会被视为对社会秩序的威胁。虽然经过20世纪的革命运动，中国女性已经通过自身努力大大拓展了自由的边界，但千年文学传统为之赋予的审美传统，和隐藏在司法、行政和政治体系中的父权理念和规则，依然在约束压迫着女性。

而早已平等分担经济重任的女性，已经受够了在忍受不安全的环境时，还要忍受“不要太过性感”“不要不懂表现性感”“不要过于强硬”“不要软弱不懂愤起反击”“不要依赖男人”“不要太讲独立”之类混乱、独断而相互矛盾的日常训诫。

正因如此，在夺回女性身体的自主权和主宰身体的话语权的同时，“米兔”的支持者还应该逐步推进对传统文学艺术的解剖，对当代文学艺术、社会及家庭行为准则、道德、组织规范、法律、政治之中父权对女性（以及其他边缘群体）的压迫之批判。这个批判与唯阶级论的左派理论批判不同，它对“权力”的定义超越了公共领域的范畴，进入了家庭和个人关系的私域，所要求的平等也更为全面。

当然，和一切理想主义驱动的运动一样，在一个不容权力协商的体制里，“米兔”也是脆弱的。它很可能因为其改良之声得不到呼应乃至被打压，而产生出极端化的声音。然而，虽然在法律制定、法律执行、组织权力协商等“坚硬”的堡垒里，良性构建非常难以实现，但“米兔”的支持者们，目前依然可以在文化、社会关系和家庭教育领域推进现代平权意识。从这一轮“米兔”运动引起的共鸣来看，这样的推进完全可能产生更普遍的果实。而这些看似更“软性”的领域里的“米兔”变革，将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打下更深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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